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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中国互联网医院爆发最重要的三个原因

    2016-11-24

    来源: 网络咨询

    1866

      互联网医院提出了与医院、医生之间有效连接的解决方案,同时还提出了与保险方、支付方、药方进行体系化合作的思路,探索通过融合先进技术与传统资源来改进整体效率的方式,形成创新的解决方案。互联网医院的出现是医疗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进步,是从网络化医院到智慧医院的一次重要跃迁。

      原因一:行业发展到了新阶段

      (1)网络轻问诊的创业窗口期即将关闭

      经过 3 年的快速发展,轻问诊已成为产生移动医疗巨头最多的细分行业,但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流量基本集中在 5-6 个头部应用 App 中,而国内包含在线问诊功能的 App 超过千个。同时,轻问诊在商业模式上一直找不到较合理的变现模式,咨询付费规模小、增值服务等其它收费模式转化率低,完整的商业闭环难以形成,这些问题导致平台无法单纯依靠线上模式来支撑长期发展,亟需找到一种新的延展模式。

      IT 桔子数据不完全统计显示,2016 年对医疗服务的投资规模虽然在扩大,但增速直线下降,且大部分投资项目都以垂直服务、医生服务平台为主,例如杏香园、名医主刀,轻问诊的融资项目仅有 3 起。

      (2)建立完整商业闭环需要以线下实体为起点

      在现有政策体系下,轻问诊平台为患者提供的服务是极其有限的,且网上咨询、医患互动、挂号、转诊都是医疗周边行为,诊断、开药、检查和手术等实质诊疗行为仍需要回到线下医院,而大部分付费场景均在线下,这也就导致依靠轻问诊或挂号平台积累的大量医生和用户资源无法有效盘活。

      《中国互联网医疗发展报告(2016)》显示,中国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为 1.52 亿人。按照 153.7 亿元的市场规模计算,每位用户年平均消费仅 101 元,仅占人均年卫生总费用的 3.9%。因此深入诊疗环节、打通线上线下形成商业闭环势在必然。且医药电商、保险、健康大数据等业务形态的延展都依赖诊疗环节的打通。

      但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国卫医发〔2014〕51 号)》规定,远程问诊的主体只能是医疗机构。因此,要做诊疗先要成为一家有线下载体的医疗机构,拿到牌照,进而实现无边界的医疗服务竞争。而互联网医院恰好是线上线下结合的一种代表,既符合当前国家力推的分级诊疗政策,又符合当下的市场生态。

      原因二:国家政策迅速明朗

      (1)宏观政策推进“互联网 + 医疗”

      随着国家“互联网 +”战略的推进落实,关于“互联网 + 医疗”领域的政策导向也趋于明朗。2015 年,《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对医疗健康领域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和要求,即“到 2018 年在健康医疗领域互联网应用更加丰富,公共服务更加多元,社会服务资源配置不断优化”。

      为实现目标,《意见》要求着重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卫生服务,如支持第三方机构构建电子病历等医疗信息共享服务平台;积极利用移动互联网提供在线预约诊疗、候诊提醒、划价缴费、诊疗报告查询、药品配送等便捷服务;鼓励互联网企业与医疗机构合作建立医疗网络信息平台,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提高重大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能力。

      同年 11 月,全国人大发布“十三五”规划,提出健康、医疗、互联网、信息化都将成为“十三五”的重要任务,例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行分级诊疗;健全上下联动、衔接互补的医疗服务体系,发展远程医疗;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健康服务业,推进非营利性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同等待遇等,未来推进医疗与互联网技术之间的跨界融合发展。

      进入 2016 年,“互联网 + 医疗”领域的政策推进继续加码。在 8 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了基础医疗服务的重要性,提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而实现并扩大基础医疗服务的一大便捷途径即为发展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技术和移动医疗设备的快速发展,提升基础医疗服务能力,对于推进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建设健康中国具有重大价值。

      在此基础上,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首次将有关健康医疗产业的纲要提高至国家层级的战略,《纲要》明确了对“互联网 + 医疗”的态度,完善健康保障体系、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优化多元办医格局、发展健康服务新业态等发展方向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2)地方政策关键环节破冰

      除了在国家层面对于“互联网 + 医疗”的大力推动,地方政策方面也逐渐破冰。2015 年 12 月,浙江桐乡市政府批复全国首家互联网医院,并推出乌镇互联网医院网站平台和乌镇医院线 APP,面向全国提供以复诊为核心的在线诊疗服务。该医院获得了中央网信办、国家卫生计生委、食药监总局和浙江省政府及省卫生、药监部门的支持。

      试点效应显现同时,地方医保政策也在向互联网医院倾斜。2016 年 8 月 15 日,贵州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发布了《关于将远程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为加快推进远程医疗的发展,进一步满足广大参保人员就医需求,经研究决定将远程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四川省发改委联合四川省卫生计生委也发布了《关于制定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从政策层面打破互联网医疗的项目价格、医保结算、收费标准等问题。相较于贵州,四川省给出的服务方案更完善,不仅完善了医疗机构间的远程会诊类、远程诊断类项目价格,而且新增了患者网上问诊的远程诊查类、远程监测及其他类项目价格,部分类别还将实行市场调价。在“互联网 + 医疗”的政策加持、地方医保政策的切实改革,及互联网医院的示范效应带动下,“互联网 + 医疗”未来可期。

      原因三:市场需求强力推动

      (1)传统的医疗资源不能满足民众看病就医的广大需求。

      长期以来,我国优质医院集中于东部沿海、特别是北上广。据 2015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东部三甲医院占 46%,西部占 23%;优质医疗资源还向大医院集中,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足,“首诊”接受度较低。根据微医集团调研数据显示,只有 8% 的患者会首诊选择社区医院, 53% 的患者就医选知名公立医院,43% 的患者首诊时会直接选择特需门诊或专家号。“小病进大医院”成了常态,原本定位于“收治急危病症、疑难杂症和人才培养”的大医院却大小疾病通吃,这对于数量占比本身不高的大医院而言供需矛盾越发紧张,而普通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则呈现出相反的态势。

      在“虹吸效应”下以三级医院为核心的格局短时间很难改变。据统计显示, 占医院数量 66% 的一级及以下医院只承担了不足 20% 的门诊量和 13% 的住院量,病床使用率也低。而占比最少的三级医院却呈现出越加饱和的态势。而且三级医院诊疗人数持续扩张,增长幅度始终高于其他医院 10% 左右。未来优质医疗机构和非核心医疗机构供需不均衡的局面还会持续加剧。

      分级诊疗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基层首诊不符合居民就医习惯;居民对基层医院信任程度相对较低。同时分级诊疗也面临着如多点执业、医保支付、网络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困境。在这种形势下,核心医院人满为患、医生超负荷运转,根据 2015 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近四成三级医院医生每周工作超 60 小时,分摊到每工作日超 12 小时,严重超负荷工作。同时,患者候诊时间长而就诊时间短、或被安排做大量的检查,医患沟通质量日渐降低,医患关系持续紧张。

       强烈医疗改革的需求,促成了“互联网 + 医疗”道路的探索。互联网医疗企业已经渗透到了健康保健、寻医诊疗、专科服务、医疗信息化、生物技术等 10 个领域,截止2015 年底共有 1134 家相关企业。

      互联网医疗受到了用户欢迎。我国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为 1.52 亿,已经占网民的22.1%。其中,诊前环节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使用率——在线医疗保健信息查询、在线预约挂号和在线咨询问诊总使用率为 18.4%;而在医药电商和互联网健康管理、慢病管理、预约体检、健康保健等领域,也有了数百万级的用户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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