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中纪委发文：医药代表或将“消失”...

刚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表示，深度关注医药购销领域源头正风，曾经风光无限的“医药代表”，正面临行业巨变。

中纪委文章表示：制度化和常态化的药品、耗材集采正推动医药市场全面洗牌。随着监管层一个又一个“重拳”政策出台，医药代表这个职业迎来了“转型或消失”的特殊时刻，“中间商赚差价”的时代正走向终结。

要知道，就在前段时间（9月8日），国务院主办的中央直属党报、我国八大党报之一的经济日报在时评版发表了一篇《医药不需要“代表”》的文章，在医药行业内引起巨大轰动！

难道“医药代表”这一职业真的要“消失”？

显然，不论是消失还是转型，曾经风光无限的“医药代表”，正面临行业巨变。

据公开信息显示，知名药企恒瑞接连合并或剥离了几家销售公司，晖致、绿谷也传出了裁掉销售团队来实现成本压缩和转型升级的消息。

在中纪委的文章中，有医药代表表示：“转型还是失业，是许多医药代表现在面临的问题。”随着集采、医保谈判的启动和执行，行业风向和竞争格局正被加速改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跨国药企进入中国市场，外企的医药代表随之活跃起来。一开始的医药代表主要负责向医院传递产品的核心信息，并收集医生对自己所负责品种的信息反馈。除此之外，医药代表还会跟医生沟通相关疾病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研究，赞助组织各种专业领域的学术会议。

然而，随着药厂数量增加，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医药代表扭曲了职业本质，与不良医疗从业者“沆瀣一气”，结成“利益共同体”，助推药价越来越高，引发各界强烈关注，社会对医药代表的负面评价逐渐产生。

今年8月，中国检察网发布了一份河南省镇平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起诉书显示，医药代表张某某为提高业绩，在2012年至2019年期间，给予河南省社旗县人民医院、社旗县中医院、社旗县妇幼保健院共215名医生大量现金回扣。张某某因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罪被起诉。

医药代表因行贿被追究法律责任，在行业中并不鲜见。随着各地整治医药购销领域腐败的持续深入，“带金销售”等“潜规则”也开始浮出水面。

“带金销售”，是指医药企业通过给予处方医生、有进药决策权和影响力的人士回扣，以此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的不当行为。对此，中纪委文章也表示：医药企业“带金销售”，是造成医药代表成为腐败助推者的根源之一。

一方愿送，一方愿收。根据公开可查的法院判决文书统计，2016年至2019年间，全国百强制药企业中有超过半数被查实存在直接或间接给予回扣的行为，其中频率最高的企业三年涉案20多起。

在业内人士看来，“带金销售”屡禁不止，一方面是因为其带来的业绩显著，医药代表受到利益驱动，采取不正当手段为药品谋求医院“入场券”。另一方面，从医院角度来看，也有“以药养医”，通过各种药品回扣增收的需求。一些抵挡不住诱惑的医务人员为获取丰厚的回扣，很可能多开药、开贵药、开指定药。

隐藏在医药领域的利益网、关系网，不只是“代表送红包，医生吃回扣”。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易利华的腐败案件，揭开了一条更加完整的利益链——医院信息系统的医生将统方数据出售给医药代表，用以准确地对医生进行公关，实施贿赂。无锡市人民医院信息处工作人员王伟，多年来也直接向多名医药代表出售统方，获利达160多万元。

“有些医院（信息科）是整个科室一起做，大家心里都知道，心里都有数，认为法不责众。”王伟说。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震认为，“要让医药代表乃至整个医疗系统回归价值本位，需要完善综合全方位的严格监管体系，只有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才能起到真正的震慑作用。”

显然，医药代表处境转向，不仅是医药行业风向和竞争格局改变的一个缩影，背后还是国家医药招采改革“组合拳”产生的实效。

带量采购、以量换价、价低质优者得——2018年至今，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覆盖218种药品，节约药品费用已达1500亿元。

不止药品，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眼科人工晶体等常用高值医用耗材也正被分批纳入集采。其中，国家首批组织“冠脉支架”集采后，中标产品平均降价90%以上，第二批人工关节类耗材也平均降价达82%。

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明确了巨大的全国用量，以公平公开的市场规则开展竞价采购，降下的价格空间是中间环节的水分，有利于倒逼行业规范发展。显然，恶性循环被集采模式打破，‘中间商赚差价’的时代正走向终结。

实际上，医药企业销售费用过高、研发投入不足一直是行业通病，而带量采购改革不仅释放了降价空间，还引领企业从传统的重销售理念转向成本和质量竞争。据统计，2020年A股医药上市公司销售费用近5年来首次呈下降态势，比2019年减少6%，研发费用比2019年增加22%，表明医药企业正从重销售向重研发转变。

“带量采购改革以来，许多企业的医药代表减员，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企业应该围绕怎样推行合理用药，以及围绕研发和提升产品质量去发展。”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梁鸿说。

正如文章所言，集中带量采购降低药品耗材虚高价格，压缩红包回扣生存空间。当下，集采之外国家还从多重维度进行打压，以切断医药购销领域灰色利益链。

比如文章提到的“医药代表备案制”，去年12月1日起，《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行，各大医院陆续发布公告，此前医药代表主要承担的销售职能也被明令禁止。

“各医药从业人员请将相关信息在药学部备案”“即日起，不再接待未备案的医药代表”……

在2015年发布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医药代表”分类在大类“专业技术人员”之下，这也从一个侧面对医药代表的专业技能提出要求。

“随着一系列政策出台，医药代表这一特殊群体正在向高标准蜕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震认为，我国的医药代表一度偏离轨道，但规范的医药代表的存在仍有必要。

如何规范医药代表行业、还原医药代表本质？中纪委文章提出，其根源就是要规范管理医药行业，构建“亲清”医商关系。

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探索建立了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将医药商业贿赂等行为列入失信事项清单，通过守信承诺、信用评级、分级处置等措施，有效约束医药企业销售行为。

从国家医保局获悉，目前已有近70家企业因失信违约行为被采取约束措施。“医药企业对于回扣个案的罚款往往不敏感，但给予回扣会导致其丧失进入集采市场的机会，就会产生强大的震慑效应。”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有关负责人说。

并且，监管不仅会从供给端发力，还会紧盯需求端。今年8月12日，国家卫健委发布针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从业行动计划——从今年开始的接下来3年，将集中开展整治“红包”、回扣专项行动。“互联网+监管”行风举报平台也正在搭建中，医药购销领域腐败问题线索直报渠道将更加畅通。

深化医药招采改革，以集中带量采购挤压药品、耗材价格虚高空间；积极推行医药购销“两票制”改革，有效减少流通环节；推动医疗机构健全药品、耗材、设备院内准入机制，强化对医院、科室“一把手”的权力制约……

显然，国家打出的这一套“组合拳”将在接下来几年发挥重大作用，不仅仅针对“医药代表”这一特殊职业，整个中国医疗行业也随之向着更高标准蜕变。有幸，我们正在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可叹，变革之中留下的人又有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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